近期某起惡劣的暴力行為事件引起了全國人民的關注，暴力行為一直以來都是社會健康與社會安全十分看重的問題，極端情緒和言語沖突都是引發的惡性傷害事件的很大因素，而酒精的作用同樣也不可被忽視。例如此次案件中，施害者及其同伴都是在飲酒后做出惡劣且沖動的極端行為，然而酒精作用不能成為犯罪的借口，更不能成為任何被害者被指責的理由。那么飲酒到底對暴力行為有什么樣的助推作用，或者施暴者在酒精的影響下認知和情緒調節功能處于怎樣的狀態從而導致了極端的攻擊行為呢？普渡大學做的一項關于認知與情感在酒精促進下對伴侶的暴力行為研究，可以為我們提供一些新的認識。
 
Alcohol-myopia theory (AMT) 認為酒精的藥理學特性會減弱注意力，限制個人對外部和內部信息的感知，同時也會降低個人理性處理收集到的感知信息的能力。酒精會導致飲酒者降低對于外界鼓勵性和抑制性信息的理解能力，例如本次事件中被害人明確的拒絕言語和肢體動作并沒有讓飲酒后的施害者意識到外界強烈的抑制性信息，反而繼續惡劣行為。Giancola 及其同事（2010）假設由酒精引起的對挑釁的關注會產生一種普遍的負面情緒，隨后轉化為憤怒情緒狀態。 然后憤怒的情感可能會通過激活聯想網絡從而引發報復想法來促進攻擊性，進一步集中在煽動者的行為上，并產生一種激發攻擊行為的興奮狀態。

在本研究中，我們將在美國兩個不同的城市地區采集的其中一人有高家暴傾向和酗酒歷史的情侶作為樣本，檢驗了現有理論和研究中提到的導致酒精攝入與暴力行為相關的一些認知和情感的因素。
 
假設1：和清醒的被試相比，酗酒后的被試在伴侶的刺激下會展現出更激烈的家暴行為。
假設2：和清醒的被試相比，酗酒后的被試在伴侶的刺激下會展現出更強烈的負面情緒，以及憤怒和有攻擊性的認知狀態。
假設3：改變負面情緒、憤怒和有攻擊性的認知，會減弱酗酒和家暴行為的相關聯系。
 

過程
本研究中的情侶均有一方為酗酒者且在近一年內出現過至少一次家暴行為 (根據本人或伴侶報告)。經過篩選本研究最后包含249名被試 (男148人，女101人)，這里請注意只有酗酒的一方才是被試者，被試的伴侶只是配合測試，以下提到的“被試”均為酗酒且出現過家暴行為的一方。Table 1展示了被試的背景統計情況，除了背景信息的問卷外，被試還分別在測試前完成了沖突策略量表 (在以往沖突發生時的表現)，飲酒模式問卷和酒精成癮鑒定測試。  
Taylor Aggression Paradigm (TAP) 是一個測量被試的肢體攻擊行為的標準范式：
測試分為兩天完成，第一天被試主要完成以上提到的測試量表。在第二天測試之前，實驗人員為了增強測試的真實性，會提前告知被試他們是來參加“酒精與反應速度測試”的，此時會測試被試的血液酒精含量，確保他們在測試前都是清醒狀態。
 
情侶兩個人會被帶入不同的測試間，在每次電腦屏幕上顯示“準備”-“按下空格鍵”之后，情侶兩人要分別在各自的鍵盤上以最快的速度摁下空格鍵，當屏幕上再次顯示“松開空格鍵”之后，情侶兩人要分別在各自的鍵盤上以最快的速度松開空格鍵。動作較快的一方的屏幕上會顯示“你贏了，可以向對方進行電擊”，動作較慢的一方的屏幕上會顯示“你輸了，將會被對方電擊”。電擊程度為1(幾乎無感)-10(疼痛)可供贏家來選擇。
 
熟悉過程之后，酒精組的被試將攝入摻了與自身體重成比例的酒精的果汁飲品0.99 g/kg (男性) 或 0.90 g/kg (女性)，對照組的被試會攝入未摻酒精的果汁。當被試的呼吸酒精濃度 (BrAC) 達到0.075%時，情侶兩人將進行6組比賽，被試會“輸掉”其中的4組，并在每次輸掉之后被進行中等程度(5-6)的電擊。6組結束后被試會收到一個被故意透露的信息：“您的伴侶準備在接下來的對決中使用最高級的電擊”，此信息可以理解為伴侶對被試的激怒行為，模擬在實際情況下伴侶在沖突中會提供的情緒刺激。
 
在被試的呼吸酒精濃度達到0.08%之后，真正的攻擊行為測試開始，被試會經歷共20次對決并且系統已設置好被試會贏10次輸10次。在被試每次輸了對決之后都將被進行“由伴侶選擇的”9或10級的最高程度電擊，并且電擊的級數會在被試面前的屏幕上顯示。在被試贏的那10次中他們可以自己選擇對伴侶進行多大強度的電擊攻擊，被試選擇的電擊強度即為我們所測試的家暴行為的衡量標準，之所以使用這種評分程序，是因為以往的研究表明，電擊強度和電擊持續時間與直接的身體攻擊態度高度相關 (Carlson, Marcus-Newhall, & Miller, 1990; Hyatt, Chester, Zeichner, & Miller, 2019)。而實際上他們的伴侶并不是真的坐在另一個房間被電擊，這只是測試被試在被激怒的情況下會展現出多強烈的攻擊行為。
 
在整個過程中被試的面部表情都被攝像機記錄下來，并且使用諾達思的行為觀察記錄分析系統 (The Observer XT) 進行集成和分析，專業人員會通過面部的44個動作單元對被試的情緒變化進行分析。


結果
為了檢驗假設 1，我們簡單地將 TAP 物理攻擊得分在人與人之間的飲料條件（酒精與無酒精控制）上進行回歸。 正如預期的那樣，飲酒的參與者在 TAP 上的 IPA 水平顯著高于不飲酒的參與者(b = 0.68, SE = 0.30, p = .023)。表 2 包含與酒精使用和以前的 IPA 實施和受害相關的描述性統計數據。
 
為了檢驗假設 2，我們在個體層面擬合了一個多元回歸模型，其中負面情緒的面部表情、憤怒的面部表情和攻擊性認知在飲料條件下回歸。我們的假設得到部分支持，因為憤怒的面部表情 (b = -0.36, SE = 0.12, p < .001) 和攻擊性認知 (b = 0.07, SE = 0.02, p < .001) 作為函數的顯著差異 飲料狀況。與飲用無酒精控制飲料的參與者相比，飲酒的參與者表現出明顯更具攻擊性的認知，但憤怒表達明顯減少。
 
我們擬合一個多中介模型來檢驗假設3。擬合多中介模型的結果支持攻擊性認知通路 (b = 0.07，SE = 0.03，p = .025)，但不支持憤怒面部表達途徑 (b = -0.10，SE = 0.10，p = .311) (見圖1a）。
最后一個模型用于分開攻擊性認知中介途徑（見圖2a）。該模型的結果支持酒精對攻擊性認知和攻擊性認知對 IPA 實施的顯著影響。這些結果還支持了攻擊性認知對 IPA 實施的顯著整體個人內部影響（見圖 2b）。因此，與之前的分析一樣，在給定試驗中表達攻擊性認知的被試在下一次可以進行電擊的試驗中對其伴侶施加了更高的電擊。
 
在現有的攻擊性理論的背景下，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酒精會引發對伴侶挑釁的攻擊性認知，隨后將伴隨針對伴侶的身體攻擊。了解酒精對人情緒和認知的影響不是為了以此為借口為那些酒后的暴力和侵犯行為開脫，而是為了找到有效方法控制和調節酒后行為以及提高這種意識，杜絕此類社會惡性事件的發生。
 

參考文獻
Eckhardt, Christopher I., et 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Mediators of Alcohol-Facilitated Intimate-Partner Aggression.” Clinical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 9, no. 3, 2021, pp. 385–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