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公務員工資該漲還得漲 不漲也得好好干
瀏覽次數：1029 發布日期：2014-11-27 17:34:00
來源：中國經營報
公務員工資，一直是輿論熱點話題。目前，我國約有700多萬公務員。現行公務員工資制度施行于2006年，缺陷日益凸顯，改革亟待破局。一邊是基層公務員為收入低對媒體大吐苦水，一邊是公眾對公務員福利待遇的各種“吐槽”，到底是哪些因素掣肘公務員工資改革？公務員工資改革又該怎么改？
據人民網的報道，我國公務員工資上一次調整是2006年。此后7年間，調整公務員工資的建議多次被提及，卻始終沒有切實動作，同時還承受了巨大的輿論壓力。有專家分析指出，除了輿論，經濟形勢和財政壓力，也是影響公務員工資調整的重要因素。
普遍對收入不滿意
由于公務員收入與其級別和所在地區財力水平密切相關，因此很難用一句話概括這一群體收入水平的高低。但從記者接觸到的省、直轄市、地級市和西部鄉鎮工作的公務員情況看，對個人收入不滿是普遍態度。
3年前從清華大學畢業的陳拓現在廣西某省級單位工作。作為副主任科員，他現在月入3000多元。陳拓給記者計算，現在南寧市新房均價7000多元/平方米，自己不吃不喝兩個半月才能換來放半張床的地方。
“我是正科級，每月到手工資5000元左右，與同齡，同條件的人相比應該處于偏下水平。”在北京某區級單位工作的葉靜說。
葉靜2006年通過統一考試加入公務員行列。在她的印象中，這七八年來除了因為級別調高而增加的幾百塊錢外，其他收入沒有變動。她透露，好幾個跟她同時參加工作的公務員同事都因為對工資不滿而選擇辭職下海。
2009年研究生畢業的孫陽目前在河北某地級市區政府工作。他給記者看了自己上個月的工資條：職務工資410元，級別工資455元，工作津貼804元，生活補貼1206元，應發工資3228.7元，實發工資2639.2元。
對于在西部某鄉鎮擔任一把手多年的陳樹清來說，收入是他一直以來的“心頭痛”。“我當了11年正科，現在到手3200元，我算了算，近6年來的工資漲幅是0.16%。和我們這里的社會平均工資相比低了270元。”
陳樹清說，從我們國家公務員工資的確定機制看，行政級別越高工資越多，這對于基層干部很不公平。
經濟面臨下行壓力
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去年我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而今年我國面臨的經濟形勢依然錯綜復雜。
在經濟下行壓力大、市場的勞動力需求或減少的背景下，公務員“鐵飯碗”的穩定性，總會讓人羨慕。而在多地采訪的過程中，不少公務員表達了通過漲工資來改善生活水平的期待。其中，尤以基層公務員的“苦水”最多，在西部基層工作了近30年的公務員老趙稱：“我每個月工資是2000元出頭，連煙都舍不得多抽。”
“哭窮”的不只是公務員。“經濟形勢不好我知道，但是房價、物價一直漲，我希望薪水也能跟著調整，否則生活質量會不斷的下降”，一位中年白領表示，“原來我都是喝盒裝的牛奶，現在改喝塑料袋裝的了，一袋便宜將近兩塊錢，一大家子人，一天就是10塊。”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06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約為20.94萬億元，到2013年這個數字是約56.88萬億元，增長約2.7倍。2006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1759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3587元。2013年這兩個數字則分別為26955元和8896元，分別增長約2.3倍和2.5倍。從上述數據可以看出，7年間居民收入增速“跑輸”了GDP。
中國社科院中國廉政研究中心副秘書長高波也表示，相對于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增長速度而言，我國勞動者的勞動收入還不夠高、不匹配。
面臨我國整體收入水平尚需提高的情況，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中國勞動學會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說，公務員工資調整，需要在對其他的社會群體統籌考慮和部署的基礎上來相應安排，考慮到經濟下行時情況，公務員工資應該是“調整”而不是單純的“增長”。
財政收入不平衡致公務員工資差距大
2006年《公務員工資制度改革方案》規定，我國公務員工資由職務工資、級別工資、津貼和獎金等構成。其中，前兩項實行全國統一標準，由中央和地方財政支付，已于2006年開始執行，后兩項則主要由地方財政支付，各地、各級政府的標準并不統一。
由于我國目前公務員工資中占較大比重的是津補貼部分，那么支出這部分錢的地方財政，某種意義上左右著公務員的收入水平。一位在中部某市財政系統工作的公務員表示，比如說省一級的公務員，其工資待遇由省一級財政負責，十分有保障，市縣一級的公務員，其收入要受到當地財政實力的制約，財政大市和財政小市之間差別不小。
蘇海南認為，在財政分灶吃飯體制下，各地財政收入的不平衡明顯地反映到公務員的工資差距上來，一些地區之間包括省會省機關與市機關之間，由于財政資金來源不同造成工資差別較大，有的地區之間同職級公務員甚至差二倍，存在不合理，需要進行調控。他建議，要抓緊研究制定并出臺地區附加津貼制度，科學核定各地區附加津貼的水平，允許有差別，但這一差別應該與各地物價和消費水平的差別相一致，而不宜把各地財政收入的高低也體現進去。
蘇海南指出，需要對有些地方自行安排提高的津補貼進行調控，繼續執行2006年曾實施的“削峰填谷”原則，一方面將各地超出國家規定允許差別的部分降下來，另一方面對有些財政缺錢、津補貼等達不到國家規定水平下限的老少邊窮地區補一塊，“這筆錢或由中央財政轉移支付，以縮小不同地區或同城不同財政資金來源的公務員之間不合理的工資差距。”
“可見，公務員工資改革離不開對現行財政分灶吃飯體制的配套改革”，蘇海南認為，“應對各地財政分灶吃飯體制建立健全監管調控機制，規定各地需要按照中央政策安排公務員工資調整，將其納入各地財政預決算方案，由人大審議批準，同時繼續發揮監察、審計、財政、人社等部門的監督檢查作用，對違規地區、部門及責任人進行查處，防止違規行為的發生。”
輿論關注不透明難獲公眾普遍理解
“社會對公務員群體有偏見，我承認確實存在不作為的公務員，但不能代表整個群體”，中部某省份一位公務員表示，去年2月《深化社會工資制度改革意見》出臺，里面提到要適當提高基層公務員工資水平，“當時網上有些謾罵的聲音，我聽了覺得很委屈，公務員也是老百姓中一員，希望社會能夠了解大部分公務員的現狀”。
對于公務員的收入水平，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認為，公務員應該是一個“體面”的職業，但不應是高收入群體。他表示，過去公務員的收入“存在灰色地帶”，用權力拿的東西太多，這是讓公務員工資調整承受巨大輿論壓力的重要因素。
蘇海南指出，以前也曾經調整過公務員工資，但那時社會上基本沒有大的負面反應。而今時不同以往，在現代資訊發達時代，少數公務員存在貪腐問題，老百姓容易以偏概全，對此群體存在負面印象。
今年初，湖南省冷水江市財政統發工資信息的網站，因其查詢密碼設置得過于簡單，有網友從該網站查到該市各政府機關、單位的公務員工資，發現絕大多數在2001至4000元之間。雖然此數字令有的網友大為驚訝，但仍有人質疑：“公務員有幾個是靠工資生活的？”
公務員工資“透明度”，是輿論關注的焦點。《北京青年報》刊文指出：一提起給公務員加薪，不僅公務員群體被質疑，連倡議者也成為眾矢之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公務員工資不夠透明。不透明，就易為公眾猜測與誤解，且難以獲得公眾的普遍理解。高波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也持相似觀點：“陽光是最好的‘消毒劑’，公開是最佳的‘防腐墻’。”
公務員工資的幾大問題
另據人民網的報道，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何憲透露，公務員工資制度將面臨改革，方向將是縮小地區差距、形成合理的地區之間工資關系，建立艱苦邊遠地區津貼增長機制；此外，工資分配上要注意向基層傾斜，穩定基層工作的干部隊伍。人社部官員的上述表態，也道出了目前公務員工資制度的幾大問題。
工資結構不合理收入地區差距大
在北京市某區級單位做公務員的小張給記者看了他的工資條：級別工資480元，職務工資460元，工作性津貼300元，生活性津貼3200元。
小張的工資條是目前我國公務員工資構成的一個縮影。基本工資(職務工資+級別工資)所占比例過小，工資中的“大頭”則是名目繁多的津補貼。
“我國公務員基本工資的比重約在23%至30%之間，而各類津補貼要占到60%至70%，這是任何國家都沒有過的現象，”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中國勞動學會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對記者說，“既然叫基本工資，起碼要占到工資比重的一半以上。”
中國社科院中國廉政研究中心副秘書長高波也指出，從公務員制度比較健全的國家情況看，基本工資與津補貼的比例大致為7：3或8：2。工資比例失衡既不利于勤政，也不利于廉政。
高波解釋，依照現行政策，公務員的基本工資由國家財政保障，全國實行統一標準，但津補貼則由各地根據自身財力安排，這使得很多“有能力”的機關單位既吃“皇糧”又吃“雜糧”，想盡辦法巧立名目提高收入，導致公務員“同城不同酬”和地區收入差異過大。
工資調整機制亟待完善
按照2006年施行的《公務員法》，公務員工資調整是以企業相當人員薪酬水平及其變動情況作為參考依據的。也就是說，公務員漲不漲工資、漲多少，應比照追隨企業相當人員薪酬變動情況來決策。
“從《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年鑒》數據上看，從2012年開始，我國公務員工資首次低于國有企業平均工資；從與全部企業平均工資對比情況看，雖然仍相對較高，但差距比5年前明顯縮小了，”蘇海南說，“從這個角度看，適當提高公務員的工資水平是有一定道理的。”
雖然《公務員法》提出，“國家實行工資調查制度，定期進行公務員和企業相當人員工資水平的調查比較，并將工資調查比較結果作為調整公務員工資水平的依據”，但在胡仙芝看來，《公務員法》并沒有對此做出更明確的規定，導致工資定期調查和比較機制長期缺失，讓公務員薪酬改革難題延續至今。
據媒體報道，工資調查機制由人社部主導已試行了4年，針對6萬余家企業展開全員調查，但效果并不理想。有專家指出，不僅調查對象的選擇范圍狹窄，而且我國也缺乏職位分析制度，對“企業相當人員”的界定不明。
單一職務晉升通道有礙收入提高
我國公務員如果想提高工資水平，只有職務晉升這一條通道。舉例來說，如果無法晉升到處級干部，就無法獲得處級干部的待遇。這嚴重挫傷了廣大基層干部的工作積極性。
國家行政學院社會和文化教研部副教授胡穎廉提供的數字顯示，理想狀態下，一名基層公務員從辦事員晉升到副科級干部，需要8年；從副科級晉升到正科級需要3年；從正科級晉升到副處級需要7年；從副處級晉升到正處，同樣需要7年。
“從現實情況看，大部分基層公務員在辦事員和科員兩個級別上就已經走完全部仕途了，”胡穎廉說，“有九成的公務員都是科級以下干部。”
人社部副部長、國家公務員局黨組書記兼副局長楊士秋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表示，基層公務員處在工作第一線，非常辛苦，同時職級層次決定其收入水平也相對較低，不解決這個問題，將使基層干部的工作士氣大受影響。他透露，目前正在全國開展公務員職務職級并行的試點，試點成熟后或向全國鋪開。
“建立起職務和職級并行的制度，能夠讓沒當官但業務能力強、承擔任務多的公務員，其工資水平能夠與同層次、有職務的公務員相當，”蘇海南說，“這對于縣、鄉鎮層級的公務員激勵作用明顯。”
在專家們看來，這一制度的建立，有利于打通絕大多數公務員職業發展的通道，鼓勵他們不當官也能繼續努力工作，也有助于改變少數地方“副職過多”的現象。
“各種信息表明，本輪公務員薪酬改革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要完善職務與職級并行的薪酬制度。這將延續兼顧效率與公平的導向，更加注重公平正義，并注重從制度設計上尋找出路。”胡穎廉表示。
薪酬發放系統的“倒掛”
據搜狐的報道，我國公務員收入中除了基本工資部分是由財政統一發放以外，各地區、各部門自行設立的各種津、補貼一直沒有納入到統一發放的范圍中來，也沒有明確的規范對其進行統一的管理。各地區、各部門利用津補貼管理上的漏洞為公務員發放各種各樣的津補貼，以此彌補公務員名義上收入的不足。由此，造成了制度外收入在公務員總薪酬收入中所占比重過高，導致不同地區和同一地區的不同部門之間出現了工資水平的較大差異，形成了現在以基本工資為主的薪酬主系統與以獎金、津貼為主的薪酬輔系統倒掛的局面。
不升官就提高不了待遇
我國實行的是職級工資制，公務員還是以職務為基礎來劃分薪酬等級的，實質上公務員只有晉升職務才會大幅度地提高待遇。這種薪酬制度仍是以“官本位”為依據的。工資結構中沒有能夠體現公務人員的個人特殊貢獻的工資組成部分，就會是必導致工資結構無法真實反映個人的貢獻價值，也缺激勵基層公務員積極工作的外部動力。從現實情況看，大部分基層公務員在辦事員和科員兩個級別上就已經走完全部仕途了。
而國外公務員采取了不同的薪酬制度類型及設計方式，體現了不同級別、類型的公務員工作的方式不同、性質不同、承擔的責任也不相同。在薪酬管理上，保持了不同職務、級別之間的合理工資差距。
人民日報：公務員工資該漲還得漲不漲也得好好干
為官從政，學點經濟學，有好處；濫用經濟學，很危險。“堅決防止市場交換原則滲透到黨內政治生活中來，絕不搞權力尋租、權錢交易”——日前，在中央黨校秋季開學典禮上，中央領導同志語重心長。此言并非憑空泛指，實有深意在其中。
啥是市場交換原則？“等價交換”是也。市場經濟通行的“一分錢一分貨”，到了政治領域卻寸步難行。官商勾結、賣官鬻爵，放到任何國家，都登不上臺面，為法所禁。但別以為官帽不能買賣的道理，人人皆遵行。莫說貪官污吏們，現實中一些人“為官不易”的牢騷話、“為官不為”的消極狀態，與此也大有干系。
有人一朝權在手，筆桿一動，黃金萬兩，是權就換錢。也有人時常會嘀咕，當官這么辛苦，些許薪水勉強養家，多少拿點倒也對得起付出。再說，八項規定卡得那么死，回報根本不成比例，可叫人怎么活？要把“等價交換”的歪念頭扭過來，還得較較真，劃清楚公與私、權力與權利的分界線。
官與商，一“等價”，市場便成名利場。有煤老板向官員奉上400萬元，后者斷然拒絕，卻又詢問起企業的盈利狀況，老板幡然醒悟，第二天再遞千萬，終于成功。砸錢，狠命地砸錢，買斷官員的前程，資本失聰了不成？好端端血汗錢不投實業，豪賭官員的未來，看好的不還是有朝一日投桃報李嗎？常見的路數，無非經營的霸道，采礦權的私授，安全門檻的降低，說白了，上邊有人罩著，生意朝著“吃獨食”的方向奔，于是非法開采、礦難頻仍、產能過剩，也就不足為奇了。
官與官，一“等價”，官場便成生意場。山西官場地震，呂梁是重災區，三任黨政一把手前赴后繼倒在“買官”上。羊毛只能出在羊身上，一層剝一層，“等價交換”的玩法，最終還得壓給企業和社會，這是對市場經濟的蹂躪，更是對政治生態的墨染、對社會風氣的污化。果真擺開官帽一頂頂，待價而沽，“能者上、庸者下”的良性競爭哪還有？人人都琢磨怎么撈、怎么送，誰還干事創業、關心民瘼？
為官發財，自古兩道，要說想當個好官，經濟上真心不劃算、“不值得”。如論者言，中國的官壓力大、不好當，加班時間長，面臨局面最復雜。菊美多吉經常一鍋飯吃3天，高原帳篷一蹲就是20多天，豈是每月兩三千元工資能補償？焦裕祿一生勤勉，女兒中學畢業安排食品廠腌咸菜，哪里有“等價”？拿啥來“交換”？不過“風物長宜放眼量”，從服務為民中收獲的人生意義怎么算？從地方發展中感受的價值實現怎么算？人的高層次需求上，“經濟學帝國主義”顯然力不從心。
基層干部不容易，公務員工資該漲還得漲。但，這和一心為民是兩碼事，絕不能畫等號，不漲也得好好干。絕不能多賺點，就多干點，少賺點，就少干點。說到底，還是一個職業道德、理想信念的問題。誠如習近平同志所言，權力是個神圣的東西。對手中之權，來不得半點算計，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才能不被市場的邏輯沖昏頭腦，不引權力的火焰焚毀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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